李东阳不安地问道：“启奏陛下，臣斗胆问陛下，是何人弹劾刘尚书？”

朱厚照看过刘大夏的履历，知道李东阳和刘大夏是同乡，所以他们俩也是天然的一队，李东阳站出来问这个问题，他毫不意外。

他盯着李东阳看了许久，口中吐出了几个字。

“吏部左侍郎，焦芳。”

其实在朱厚照看到焦芳的弹劾时，他也有点不知所措，刘大夏不是烧毁海图吗？怎么又成了藏匿海图呢？

但是焦芳和刘大夏都是天顺八年登进士第，他们是同年，还都是庶吉士，同在京城，所以焦芳所言理应是正确的。

而且朱厚照在焦芳上书之后，查过《大明律》卷三《吏律》，其中有这么一条规定。

“凡弃毁制书及起马御宝圣旨，起船符验，若各衙门印信及夜巡铜牌者，斩。若弃毁官文书者，杖一百。”

他又找到了《大明令》，其中对于官员犯仗罪有着详细的处罚，这些条例相当于现在的行政处分。

一共分为四个级别，六十仗，降一个级别；七十仗，降两个级别；八十仗，降三个级别；九十仗，降四个级别；全部解除现任职务，流官降为杂职，杂职调到边远地区任职；如果官员是因为犯公罪而达到杖九十的，不解除职务，只是记过。

但是如果达到一百仗就不一样了，官员被仗责一百，无论公私罪，永不叙用。

也就是说如果刘大夏真的毁坏海图了，那么宪宗时期应该会有记录刘大夏被仗责，并且将刘大夏开革出官员队伍，但是朱厚照查了宪宗时期的记录，跟此事相关的记录也没有记载刘大夏被处罚过。

而且《大明令》和《吏律》之中还有规定，“凡遗失钊书、圣旨、符验、印信、巡牌者仗九十，徒二年半，若官文书，仗七十……责寻三十日，得见者免罪……”

这就很有意思了，只要是毁坏和遗失，都会受到严重的处罚，但他偏偏是藏匿，只要及时的放回就可以了。

所以刘大夏当时也是熟读了各种律法，保证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不会受到处罚。

现在他不仅没有被开革出官员队伍，还一直做到了兵部尚书，这就足以证明了一部分。

还有一点，刘大夏在兵部当职方司郎中时，汪直是西厂提督！

当时是汪直提议给朱见深重新下西洋政策的，如果刘大夏真烧了，按照汪直的个性，怎么可能放弃这个机会，还是有着正当理由的机会。

而且明朝还有一本重要的军事书籍《武备志》，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年）。

茅元仪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所重用，他能在兵部看到各种存档，《武备志》中就把郑和的海图数据收录进去了，这也是从侧面说明了郑和海图在明朝还是存在兵部的。

李东阳站起来微微低头，拱手说道：“陛下，臣深知刘时雍的为人，宪宗年间匿征讨安南文书，是为了朝廷不开兵事，也是为了天下百姓着想，海图一事也是为了天下百姓，如果朝廷重新下西洋，将会加重百姓们的负担，刘时雍乃是忠君为国啊。”

朱厚照在心里摇了摇头，禁止重新下西洋是为了天下百姓？

在刚开始的时候朱厚照也是这么想的，郑和开着宝船满世界溜达一圈，只是为了宣示明朝的军事实力，但是经过他的了解根本不是那样。

明朝的海禁政策，禁的是私人贸易，而不是朝廷对外贸易。

朝廷可以通过垄断的对外贸易获得大量的金银，否则的话按照明朝初年的财政情况，怎么可能支撑得起朱棣的多次对外征战？

穿越而来的朱厚照是最知道打仗打的就是钱，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没钱根本支撑不了。

朱棣五征蒙古，出兵安南，很难说不是靠着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钱支撑的。

而自从朝廷不下西洋之后，沿海的那些大家族都在涉及走私贸易，依靠着丝绸和瓷器赚的盆满钵满，他们都知道对外贸易是赚钱的，因为大明许多的特产，比如丝绸，瓷器，西洋根本就没有。

这就相当于现代的高科技技术，你想要就得花钱来买，低价还不卖给你呢，有的是人想买。

明朝其实一直是处于贸易顺差的，大量的白银都是流入了明朝。

“忠君为国？”

朱厚照重复了一下这四个字，反问起了李东阳：“李次辅，你的意思是刘大夏当年确实藏匿了这两份文书，可对？”

李东阳犹豫着说道：“对。”

朱厚照又看向了闵珪问道：“闵尚书，官吏将文书藏匿改判何罪啊？”

闵珪作为刑部尚书，自然是对大明各种律例熟读与心，回复道：“回陛下，大明律及其他律例文书中，并没有制定藏匿文书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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