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次毕竟是实打实的劳师无功,损兵折将。他唯一值得称道的,只是“虽败但损失兵力不算太多”,但自古没有一名将领会因为止损少亏,就得到赦免的。
哪怕你拼死猛打猛冲、损失得更惨,但好歹取得一些战果,那战后推卸塞责都容易些。
孙策当然没有苛责周瑜,在周瑜败退之后,两人就开诚布公谈过了。
周瑜也是推心置腹对孙策说,他认为当时的情况下撤军是最好的选择:“伯符,并非我怯战,此战实在是在决定出兵之前,就中了陈登的诡计了!
我们是误以为广陵空虚、刘备在徐州的兵马都集于淮北,这才强攻广陵的。但广陵根本不空虚。
其次,我们是对曹操给的攻城车期待过高,觉得准备万全了,才敢动手。最终证明那攻城车也只是形似而神不似,有很大隐患——当然经过这一战之后,我大致摸索出了隐患所在,后续再给个把月绝对能改良好。
若是不放心,可以再多留出几个月,我们自己演练试用一下,看看用各种我们自己能想到的手段打击这种攻城车,如何才能摧毁,是否可以弥补。
此战之败是出兵时就注定的,是我们的消息太闭塞,与外部其他诸侯之间的联络,全部被刘备切断。只要刘备想瞒着我们,他甚至可能让消息拖延好几个月!”
孙策听了周瑜的诉苦后,也彻底重视起了这个问题。
己方的信息封锁实在是太惨了。虽说刘备没法永久封住,但打个时间差绝对是做得到的。有些刘备希望孙策知道的东西,就可以尽快传播过来,有些不希望他知道的,就多封两个月。这对于战略误判而言就太致命了。
关键是,孙策知道了这一点,他还是无解。
……
孙策本人可以原谅周瑜,也知道“非战之罪也”。
但孙策身边的其他人,就未必了。
周瑜撤军后前五天,江东军内部始终笼罩在一片诡异的隐隐埋怨的氛围中,但始终没人先开口。
一直到四月初八,战败退兵后第六天,身在吴县的吴郡太守朱治,让人送来一封书信。
信里的内容,一方面是向孙策汇报吴郡兵马的战备情况,同时还关心起了前日的广陵战败、询问是否需要吴郡那边派后续部队过来丹徒增援。
朱治的信并没有追责周瑜的意思,只是因为朱治在后方,不了解情况,所以关心关心。
但朱治这封信,却成了追责的导火索,很多原本地位不够高的人,或者不好意思开口的人,在朱治开了口子后,全都涌了出来。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丹阳太守、孙坚的表哥徐琨。
徐琨也算是顶级元老了,毕竟在孙策就任“扬州牧”之前,他手下三个实权太守,就是丹阳太守徐琨、吴郡太守朱治、会稽太守是孙策本人。
现在孙策名义上升官了,会稽太守才变成了舅舅吴景。不过吴景年纪也大了,身体不是很好,孙策也考虑过,一旦舅舅病重,到时候就只能让二弟孙权接任会稽太守。
如果孙权太年少不能服众,就只有请吴会世家的头号人物顾雍给孙权当郡丞、实际掌权,才能安抚住会稽的人心。
这扯得有些远了,一言以蔽之,现在跳出来质疑周瑜的徐琨,在孙家绝对也是实权派元老。
在朱治来信关心败绩之后,徐琨就顺势找到孙策,力陈周瑜退兵之失,还拉上了程普、黄盖一起。
黄盖本意不想把周瑜拉下马的,但程普找到他的时候,只是希望他据实陈述、给大家做个证,黄盖也不能推辞。
他毕竟是广陵之战的副将,周瑜的很多决策,黄盖是亲历见证的。
三将面见孙策之后,徐琨就开门见山说道:“主公!近日多闻斥候哨探回报,说曹贼虽然被袁绍拖住、没有亲自进攻刘备,但他其实也是老奸巨猾、埋下了不少伏子。
荆州刘表图南阳空虚,以兵马北上宛城。长沙张羡,与主公一样,被曹操以‘荆州牧’之位劝诱,称刘表为背叛朝廷之反贼,起兵占据荆南,袭刘表之后。
江夏刘备立刻派主力南攻长沙,与刘表争夺平叛机会,好像还跟刘表也打起来了,就是为了抢地盘!如此看来,公瑾此番退兵,其实是中了诸葛瑾的诡计!陈登威慑之时,真的只是在虚张声势吓他!
当时我军要是孤注一掷,还能趁着敌军只有两三万之数时,图个各个击破!要是再拖下去,拖到刘备打完长沙,回兵东下,我们还怎么打!请主公明察周瑜贻误战机之过!以正军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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