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常从小受过传统教育，长大后到霓虹受过一些基本的军事教育，后来在魔都跟随陈闹隔命，陈死后又跟随孙。

总体上看，他的知识结构以传统教育，尤其是传统儒学为主体，同时又夹杂一些西方的军事知识和华夏的江湖文化，再后来又加入了一些基督教的理念。

杨泰永中过秀才上过新式学堂，既熟悉传统的经典又对西方的政治、外交有深入研究，曾翻译过西方的《外交政策、《现代民主政治等。

更重要的是，他对华夏的现实有着入门三分的观察和系统的解决方案。

这样的背景下，两个人一碰撞，互相便会生起知音之感。

老常感觉对方“深不可测”，许多困惑自己很久的问题，杨不但也认为很重要，而且早就想好了解决方案；

杨泰永感觉对方颇有见识且“礼贤下士”，自己总算知遇了明主。

老常这个人吧，有大略而无雄才，这往往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他能够看准战略方向，看准事情的要害，但在实际处理事情的过程中，总是“一筹莫展”或“干着干着就把事情干丢了”甚至“干着干着就把好事干成了坏事”。

这种“能看到问题却解决不了”的奇特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少见。

对普通人来说，问题是有的，解决是不可能的，平平庸庸、糊里糊涂也就那么过去了，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但对一个郑治人物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缺陷。

老常在阶段性下野之后，他已经深切感觉到了自己的这个重大缺陷。

而杨泰永不但看问题十分老辣而且恰恰很擅长行政，喜欢做琐细的工作。

他能够对错综复杂的政务迅速分类，概括，整理其概要，然后对每一件政务迅速作出分析应对，提出上中下三策，以供老常选择。

这大大简化了蒋介石的工作强度，使得蒋介石的中枢决策系统，更加有效率，决策质量也更高。

在接下来的八年之间，老常在处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郑治军事难题的过程当中，决策十分英明高效，基本没出什么大的纰漏和错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正因为如此，两人才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按照历史经验，一旦这样的“官配”出现，就意味着他们的敌人要倒霉了。

老常原本只是一个军人，所学所思基本都是与军队有关的事情，在处理总司令事务时还勉强能够胜任。

但随着郑治地位的上升，尤其是在做了老大之后，工作量激增，军务、政务、派系内等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都要等着他来做决策，他就无法应付了。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处事往往顾此失彼，无法同时进行多项工作；

赏罚不明，认为应该做的事却拖着迟迟不做，不该做的事虽然知道不应该做却无法及时终止；

最可怕的是，他的决策十分轻率，而且决策一旦施行又没有监督，很多事情干着干着就没有下文了，这也是人们对老常及其行政机构最大的诟病之处。

对于这个问题，老常自己都有过反思：

“一、在精神过于集中，故有轻重不均，顾此失彼之弊，此无组织之故。

二、在重事而不择人，赏罚不明，善之不能用，恶之不能去，此无干部之故。

三、不能独裁而遇事轻裁，用人行事皆无审察负责机关，此隔命之所以不成也。以后必须有干部之组织，且不必事事之躬行，又须门无留客，案无留牍，方得事半功倍也。”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杨泰永向老常建议，仿照汉武帝设立内朝的制度，在老常身边专门设立一个直接办事机关，作为常的军政中枢，辅助老常处理公务，决策天下大事。

洪城行营在成立初期，沿袭以前惯例，机构颇杂，后来为贯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公战略改为三厅一部和六处，还辖有别动队和感化院，成为老常和杨泰永的内朝系统。

行营内设：秘书长室——协助老常处理综合情况，下辖秘书若干，由行营秘书长杨泰永负责；

办公厅——主持行营总务工作，由杨泰永好友熊惠担任主任。

熊是新政学系的干将，经常代表老常出席各种场面性的活动。

凡行营一应军事工作，如军令、作战计划、军政、后方勤务、军械给养等事项都由

在实践中逐渐演变为各省的直接行政上级，成为事实上的行政院。

郑治部——主管军队的“政训”工作，由黄埔三杰之一的另一贺任主任，袁任副主任，凡洪城行营指挥的军队有80多个师，其郑治部主任都由贺节制。

贺也是老常手下难得的思想工作天才，此时颇受信任，但其野心也夙为老常所忌。

六处——即审核处、运输处、航空处、经理处、军医处和军法处。

审核处权限极大，负责审核派系内10个省政府和3个特别市政府的人事和经费，一些重大的工程、计划也要经过它的批准；

运输处主管行营交通工作；

航空处负责

经理处负责发放参加“围剿”军队的薪饷；

军医处主管发放医药卫生物品，还在各地设立30多所伤兵收容医院；军法处负责执行军法。

别动队——全称为“洪城行营剿匪别动总队”，由康负责。

这是一支武装特务队伍，由出身于黄埔军校的中下级军官组成，主要负责在新占领区的宣传和基层政权重建工作，后来其职责范围越来越广，作用也越来越宽泛，成为一种“万能狗皮膏药”的存在。

除了这些，行营内部根据杨泰永的提议还设立一个侍从室的机构，顾名思义主要负责老常身边的一些“侍从”性质的工作，如衣食住行、安全警卫等，由宴道刚负责。

可以看出，

这个“内朝”虽然小但该有的机构和职能一个也没落下，其中

郑治部负责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别动队负责地方基层的政治经济工作，也是落实“七分政治”方略的两个重要抓手。

“内朝”建立后，老常的中枢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逐渐发生了巨变。

之前，各地发过来的各种信件、报告、请示、建议等各类公文，直接送到老常的案头，老常大呼头痛；

后来这些公文都先汇集到秘书长室，分门别类后再送老常批阅处理，但文件仍然太多，老常处理起来还是有点吃力。

身为秘书长的杨泰永想出一个办法，将来自全国的大量公文分门别类，先整理出每一件公文的要点，然后在要点后面针对性提出上中下三种处理意见。

最后将这些内容公文要点和处理意见总摄入他设计出的一种新型的“公文呈送表格”，再区分轻重缓急，送给老常批阅。

凡重大事项，老常会先与杨泰永商议，然后再召行营众人探讨，集思广益后做出决策，决策再通过

现在看来，杨泰永是通过洪城行营这个机构，将老常的“决策执行”中枢进行了一番重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过去，老常的决策流程十分简陋，机要处将海量的信息直接反馈到老常本人处，常本人阅读这些信息，理解之，分析之，找一些幕僚开会研究，最终做出决策。

这样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对才力有限的老常来说，无疑是不可承受之重。

在杨泰永看来，他时常“轻重不均”、“顾此失彼”，不能及时处理众多的军国大事，许多事情的决策十分草率，决策之后又不管不问，实际上都与这种落后的决策流程有关。

现在，机要处将海量的信息反馈到秘书长室，秘书将信息分门别类后迅速整理出几个关键要点结构化思维，杨泰永再根据这些要点给出上中下三种处理意见。

这些要点和意见根据轻重缓急送给老常后，老常再决定是否召开会议研究并最终做出决策。

很显然，新的工作流程首先把老常从公文的大海洋中捞了出来，过去他每天需要自己阅读数万、数十万的文字还不一定知道别人到底在说些什么。

现在每天只需要看几千字即可全面了解各种动态；

其次，新的工作流程把老常的决策过程大大简化和优化，过去他需要自己根据庞杂的信息做出判断和决策，现在判断和决策就在眼前，而且每一个决策至少有三种方案供自己选择；

再次，新的工作流程还根据轻重缓急送蒋批阅，过去老常面对似乎无穷无尽的各项事务，时常顾此失彼；

最后，新的工作流程要突出了决策执行之后的监督，在以前，老常的许多工作总是“干着干着就就没有了”。

杨泰永的这一套设想其实并不难理解，首先是通过业务部门化将纷繁复杂的事务分门别类，通过幕僚们的专业分工协作来提升工作效率；

其次是结构化的思维方式，任何事情都用某种结构将其简化、具体化，不管是公文的概括总结如“三句话讲清你的事”，还是问题解决方案如“迅速给出三个解决方案”，都说明了这一点；

再次是模板化的工作方法，将决策过程通过一张表格来完全展现，既简洁又高效。

当然，这套流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当他或秘书将事务总结概括后，是由他写三种处理方案的，也是由他“根据轻重缓急”向老常报送的，这就在无形中突出了杨泰永本人的巨大作用。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杨泰永掌握了类似于明朝内阁首辅大臣的“票拟权”，也掌握了类似于明朝大太监灵活送奏折的权力。

这套系统在实践中随着战争的胜利，威权越来越盛，也越来越有中央的样子，而金陵原本的权力被大幅削弱。

不管怎么说，这一系列带有鲜明杨泰永风格的工作机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使得老常军政中枢的工作效率大为提升，再加上杨泰永远超常人的洞察力，使得老常的决策质量也大大提升。

老常的派系就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四一二之后更见松散，而且贪腐严重，效率低下，省县之间沟通不畅，对县以下的基层政权几乎没有什么控制力。

这就造成一种极为诡谲的局面：老常虽然占据了数省的地盘，但由于组织松散，行政系统不畅，实际能动员的力量可能还不如别人控制的一个省。

所以抛开杨泰永的私心不谈，这件事对老常是极为有益的。

而这次代表老常来找朱传仁谈话，意义不可谓不重，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视作跟老常当面对话。

朱传仁为此做了很多准备，钱、女人都备齐了，就看杨泰永需要什么，需要什么给什么。

他倒不是为了谋求什么官职，或者获得什么利益，纯粹就是不想得罪大内总管而已。

事实上来之前，朱传仁丈母娘跟他透露过风声，对于杨泰永的来意，心里大概有数。

“朱三少爷”杨泰永戴着墨镜，人到中年，也开始耍帅了。

“不敢当，杨秘书长叫我传仁就好”

“哈哈来之前我听人说你三少爷脾气不好，还有说你嚣张跋扈的，这么看来，传言不实啊”

“杨秘书长明智，谣言止于智者。”

“哈哈，好一个谣言止于智者，现在我有些期待咱们的对话了”

话音落下，他将目光放在倪思纯身上，这些年养尊处优，倪思纯的身材愈发丰满，但一点不胖，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肉都长在了该长的地方。

而且三少奶奶的称呼可不是白叫的，这么些年，她随着朱传仁的地位水涨船高，现在娘家也起势了，就连杨泰永这个大内总管，对倪思纯都得高看一眼。

这不，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

“三少奶奶，初次见面，常夫人托我给您带了些家乡特产，委员长也让我向您带个好。”

倪思纯落落大方的道了声谢，展现出朱家主母的大方仪态。

这种场合别说馨儿了，就连魏春芳都说不上话。

不过杨泰永是会做人的，没有摆架子，可能也跟倪思纯的身份有关，好歹是常夫人的娘家人，自己再牛逼，能大过人家老婆吗？

杨泰永心里是有屁数的，所以来到朱公馆，他可不敢端着秘书长的架子，亲切的跟朱家人挨个握手问候。

餐厅里，楼外楼的大师傅特意带着食材过来，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家宴，知道杨泰永是粤省人，所以今天特意做了一桌粤菜，令杨泰永非常受用。

瞧瞧，老子到了魔都大亨家中，是会受到最热情、最诚挚对待的。

“三少爷有心了，这一桌菜看着就很正宗。”

大餐桌正中，是一只烤乳猪，格外夺目。

若是真要追溯烤乳猪的历史，最早可以掰扯到西周时期，大众认为《周礼·天官中记载的「八珍」之一“炮豚”便是烤乳猪的前身。

这道菜专供周天子享用，要将乳猪先烤再煎后隔水炖，工艺繁琐，且最终成品肉质软烂，更适合只吃肉，与现在皮脆肉滑的烤乳猪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炙豚”和如今的烤乳猪做法就十分相似了。

大吃货袁枚先生在《随园食单中连炙烤的重点也给大家划好了：

“先烤内脏，再烤外皮，待四面颜色变深色时涂以奶酥油，屡炙屡涂。”

这么一看，现在正在吃的烤乳猪或许与清朝人吃到的“烤小猪”已经别无二致了。

但粤省人对烤乳猪的感情格外深厚，一方面是因为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时，考古学家意外地发现陪葬品中有不少烹饪器材。

其中一件烤炉的炉壁上纹有4只小猪，猪嘴朝上，还有许多炙烤用的长衩和铁钩，学者们认为这些器具是用来烤乳猪使用的，可见这道菜在粤省历史悠长。

另一方面，烤乳猪的制作工艺相对繁琐，一般要是想吃上这道菜都得提前几天预约，且价格不菲。

因此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新店开业，但凡谁家有红白事，祭出一道烤乳猪，无疑是对来访者的一种尊敬。

这也是为什么杨泰永看到烤乳猪后，情绪有点激动的原因。

要做出好的烤乳猪，食材自然是

一般来说粤式烤乳猪会选择8.5斤左右的乳猪，因为宴席中，乳猪往往作为

选好食材后，工艺就是关键。

先将去毛乳猪切脊碎骨，掏除内脏、去掉杂物；随后让乳猪在冷热水中交替浮沉，这一步可以让乳猪皮迅速收缩定型，肉质更紧实。

楼外楼的大师傅会在这一步给乳猪刷上“脆皮水”——由麦芽、红醋、白醋、黄酒、清水勾兑而成，目的是让猪皮在之后的炙烤中变得更脆，颜色更鲜亮。

烫皮风干后就进入到了腌制的阶段，不同的大厨会有不同的腌料，有的是用五香粉和食盐，有的用的是柱候酱、腐乳酱，还有餐饮店会调配秘制的“乳猪酱”，让猪肉更入味。

腌制好的猪猪就可以上火烤了，粤式乳猪大多还保持“明炉”烧烤的方式，即通过人工不停地翻动、刷油，让猪皮上色更均匀，内外同时烤熟。

有趣的是，假如在炙烤过程中采用的是慢火，烧出来的猪皮会呈现光滑透亮的姿态，被称为“光皮烧猪”；

如若选择大火猛烤，期间不停刷油并且用针锥刺打皮面，油爆出来的气孔就会疏松表皮，形成芝麻般密布的气泡，也称为“麻皮烧猪”。

还有厨师会像制作八宝鸭一样，提前在乳猪腹内填入糯米再缝起来炙烤，表皮因为猪身被撑起会变得更薄脆，内里的糯米也因为吸饱了油脂变得更为香糯，因此也被称为“烤禾米猪”。

但无论是哪种做法，粤式乳猪烤制完成后，都习惯斩小件上桌分食，可以蘸白，也可以蘸甜面酱、海鲜酱、黄芥末酱等，但朱传仁认为原味才是极品。

唯一要义是趁热吃才能吃到脆

皮的口感，在热力的作用下油脂欲凝未凝，香气四溢。

放凉后口感大打折扣，也会更肥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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