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懂，见识过了他的风采，再看别人，总是觉得不合心意。”

桓济没有再说，司马道福重新收回了目光，劝桓济道：

“既然伯兄主动示好，你别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不妨接受下来，在刑部尚书的职位上好好干，我相信，楚公即使远在江陵，也会知道你的努力，对你有所改观。”

此前桓济纵情酒色，就没少被桓温在家书里严厉训斥。

“在他心里，只有嫡长子，哪还有我的位置。”

桓济嘴上说得满不在乎，可内心已经被司马道福说动，不论是为了阿驹将来的处境，还是憋着一口气，要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能力，他都应该接受桓熙的好意。

所谓新局面，新气象，随着梁国的建立，新事物也开始取代旧事物，譬如律法。

早在桓熙担任梁州刺史期间，王猛就曾与他商量过修改律法，只是碍于当时势力尚小，不得不作罢。

而在桓济来到长安之后，彼时未有子嗣，且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生育问题的桓熙便安排桓济去主持修订律法，也是在为将来推行新律做准备。

虽说桓济这几年，不是在服散，就是周旋在妇人之间，正事是半点没干。

但手底下的法吏们却兢兢业业，不敢懈怠，终于在桓熙需要的时候，为他献上了《梁律》。

《梁律》秉持桓熙的意志，在他的指导下修订，与《晋律》的区别很大。

首先是在框架上，将《晋律》中的《刑名》和《法例》合并为《名例》，首创了《名例律》的总则篇目。

其次是确立了新的五刑制度，即死刑、流配、徒刑、杖刑、鞭刑五种刑罚

死刑分为斩、绞二等，斩则身首异处，绞则保有全尸。

流配有一千里、二千百里、三千里以及流放岭南共计四等。

如今的岭南，不少地方还是存在让人闻风丧胆的瘴气，从北方流放去穷山恶水，几乎不可能活着回来。

徒刑是指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将其监禁并强制劳动的刑罚，分为一年、二年、三年，共计三等。

杖刑最低为六十，最高为一百，共分五等，每等均以十为差。

鞭刑同理，最低为十鞭，最高为五十鞭，共有五等。

新五刑制度的确立，废除了宫刑、断手、断脚、挖眼、削鼻等等残酷肉刑，标志着刑罚从野蛮走向文明。

同时，《梁律》保留了秦、汉、魏、晋以来的赎刑制度，即允许缴纳一定数量的钱财，来免于刑罚。

具体罚款，视罪行轻重而定，但即便是轻罪，缴纳的罚款也不会少，重罪则更是天文数字，哪怕对于士族来说，也都会望而却步。

不过，与历朝历代赎罪制度不同的是，《梁律》之中，赎罪条例还有一个前提，便是要取得受害人的谅解。

在伤害已经造成的情况下，若想取得以钱赎罪的资格，就必须在经济层面上对受害人提供巨大的补偿。

同时，杀人者死，死刑不在赎罪之列。

因此，是否谅解，只能由受害者来决定，不会由旁人代劳。

桓熙也考虑到受害者是否会被胁迫，从而违心谅解，《梁律》有明文规定，若有此举，罪加一等。

鞭刑变杖刑，杖刑变徒刑，徒刑变流配，且遇赦不得赦免，流配变死刑。

胁迫受害者与另外九条违背伦理纲常的重罪，被桓熙定性为十恶。

触犯十条重罪不得赎罪，哪怕大赦天下，也不在赦免之列。

总的来说，《梁律》在这个时代足以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律法。

桓熙在审视过后，立即以《梁律》取代《晋律》，在雍、梁、秦三州推行。

唯有凉州，依旧奉行《晋律》。

凉州由桓熙掌控，但在名义上，依旧是晋国的领土。

梁国六部之一的刑部，主要由编修《梁律》的法吏们组成，毕竟没有人能比他们更精通《梁律》。

桓熙将刑部尚书留给了桓济，虽然桓济一直在尸位素餐，但他终究是名义上的主事之人，作为兄长，桓熙不能忽视他的那份功劳。

而桓济起初负责修订律法，还是抱有很高的热情，学习了许多律法知识，只是后来发现这是桓熙故意闲置自己，这才自暴自弃。

王猛兼领吏部、户部，这自然是桓熙对他的信任，谢艾担任兵部尚书，而礼部尚书则由孔汪担任。

这些年来，桓熙在重用北方人士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派人在江南征辟僚佐。

孔汪就是响应桓熙征辟，北上投奔的众人之一，此人品学出众，以敢言直谏而著称。

而工部尚书，则由荆州人车胤担任，车胤时年二十一岁，非常的年轻。

当然，在一个政权的新兴阶段，用人的标准始终是能者上，庸者下，而不是去看他的资历、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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