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松之赋，财之所出也。八口之家耕褥之所入，率以其半输赋，而不足重之以存粮代偿乏今民滋病矣！不有好义之士出而救之，民其能有疗哉？

……昔范文正公置义田以赡族人，至于今为颂。苏松壤地相接，君之斯举，似亦闻公之风而兴起者。至于推族人之爱，以及其疏无其位，而行其志于势为难。当范公之时，不为所兴哉！予方学公而未能重君之能义，遂书其事，刻之于右，与同志者勉焉。（徐阶《少湖文集》卷3《曹氏义田记》）

但需要注意的是：他提倡的“义举”主要是针对他人；而有关徐阶本人从事“义举”的证据在《少湖文集》、《世经堂集》等文献中没有找到。

对比海瑞与徐阶的言论可知，在“表达”层面，双方均认为在灾荒等特殊情况下，地主应该赈济佃户，这应该是双方的共同之处；但不同的地方在于，双方在“实践”层面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徐阶认为“赈济”的方式应该是“放贷”，而海瑞在应天巡抚的时期，认可的最佳方式应该是地主“减租”。

由于徐阶、海瑞之间存在差异，且互不相让（当然里面有经济等方面的考虑），发生互相攻击也就在所难免。当然，这些“攻击”带有“夸大”、“歪曲”的特点，这在研究徐阶案的过程中是需要我们时刻注意的。

是否是因为自身的“滥收词讼”导致“种肥田不如告瘦状”说法的出现呢？

对于指控可能产生的后果，海瑞是非常清楚的，并为此进行了诸多辩护。他举出证据，就是在应天巡抚任之初就发布的告示《示府县严治刁讼》：

抚院海示：照得江南刁讼太甚，本院已约府县无惮烦琐，不为姑息，正欲变刁讼之风为淳睦之俗也。

近见各府县申到招词，往往两可调停，含糊姑息。本院不能备言。大抵状词准行，则便得利。俗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说，诚哉言也。乃知刁讼盛行，皆府县官号而召之。至论民情土俗，则又以健讼为说。何故？

为此仰各府县官晓谕各百姓，今后告状须从实致词，不得一语架空，自取重罪。其各官今后断讼，除非己自讼事，迫不得已陷不知者，与之量情议罪。并吏书作害，告及官府，乃官府不能矜束之过。

乡官安静，族人家人作害，其实皆是倚靠乡官名色，不可执以诬告论之。外此绝无相干，生端波及，一一执律拟罪。如仍前两可姑息，如状求追银则曰念彼贫难，姑量追，人命不曾下手，亦招量给埋葬之类者，定以故出入人参论不恕。

从中可知，海瑞发布的这一告示是在徐阶案之前。就常理而言，这也就表明此一说法早己在当地流传。当然关于这一说法的成立还是可以找出不少有力的证据：

屡见乡人来，道公劳瘁之状，窃抱不安，幸嘉兴、常熟两获大捷，灭贼有期，则公之去忧危涉显荣，固亦当在旦夕，殊以为慰也。仆兄弟、父子宦游久矣，族人、家人辈虽屡戒伤之守法，毕竟不知如何？望时加约束，至于诈冒之徒，尤望严禁，非独保全仆辈名节，公之德政亦必无梗焉者，而后能沛然四达也，垂照，垂照。（徐阶《世经堂集》卷23《与方双江》）

……小儿出示公所惠书，似谓仆子弟家人辈颇能守法，但恐士民知公与仆素厚，未以情告，更望详赐体访，如有生事及外人作冒为恶者，统望一赐禁缉，此至爱也。（徐阶《世经堂集》卷23《复周观所》）

展诵来翰，知执事所志卓然，又读别幅，知一洗宿弊，不覃新泽，甚幸，甚幸。……小儿辈不读书，不识事，惟执事教之以义，威之以法，仍疏远之，以豫杜嫌谤，至望此中冬雪、春雨颇各若时，二麦可冀，不知吴下如何有便？幸不惜示慰。（徐阶《世经堂集》卷23《与陈春堂大尹》）

在信中，徐阶一再否认家人不法行为的存在，即使有，也是不法之徒诈冒所致。不管事情“真相”到底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有关徐阶“族人、家人作害”的传闻流传很广。

进而可以推论出：控告徐阶的诉状在海瑞到来之前就应该一直存在——即告状的情况之出现，并不是只在有灾害的情况下才出现的，正因为如此，徐阶才要和地方官员通信，要求他们从中协调，以“保全仆辈名节”。

只不过是因为地方官的“推诿”而作罢，只有这样才会出现海瑞上引文的说辞：“府县官招呈往往两可调停，诬告拟罪，辄曰‘姑念贫民愚民，改轻拟。’”而且对于当时的海瑞来说，要想提供一些这样的有力证据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面对徐阶一方的攻击，海瑞并没有与之直接针锋相对，而是开辟了“第二战场”。

面对不断发生的水灾，海瑞认为是因为主政官员不作为的缘故，“事起近年以来，水利臣旷职不修，抚按亦不留心，惟此督责”（海瑞《开吴淞江疏》），而要解决此一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开浚吴淞江，排泄洪水，从而达到解除水患的目的。

然而，问题是，海瑞之前任官员是否真的像海瑞所指责的那样“旷职不修”、“不留心”呢？在《世经堂集》中，有徐阶与几位当事人之间的通信，其中就有涉及水利的讨论。其实对于苏松水患，徐阶是有自己的观点的，并曾加以详细论证：

……顷工部以吴中水利移咨左右，此不独事体当然，实以此事非旦夕可了。

况工费所出，取给侵欠，而所谓侵欠者又未必皆已输官。当此凶岁流离、载途劫夺时作，苟无其财而遽欲兴役，郡县承望，横加科差，则反失沃洲公题请之意，而其为民之病、朝廷之忧有不可胜言者，故欲公详议审处为生民造福也，抑有说焉。

凡言水利者，大率二端：蓄与泄是也。而所谓蓄泄有大蓄泄焉，有小蓄泄焉。

大泄者，以海为壑，凿白茅诸港、吴淞诸江，导江湖之水而注之尾间也；大蓄者，去江湖之淤淀，使足以受支河之水也。小泄者，以近田之支河为壑，导田间之水而注之其中也。小蓄者，疏浚支河，使足以受田间之水也。

夫专意于泄，于救潦可矣，即不幸五六月间，复如去岁之不雨，何以济之？不若致力于蓄，则旱既足以救，而潦亦有所容而不为害也。蓄泄之大者，其势用财力必多，未易猝举，今姑治其小，则莫若修筑堤岸，然亦不可概云修筑而已。（徐阶《世经堂集》卷22《与抚院论水利书》）

概括来说，可归为“蓄”与“泄”两种方案。苏松地区出现水灾无外乎两个原因：要么上游洪水流量过大，超过河道的洪水设计流量；要么由于海潮逆向顶托，流速降低，泥沙沉降，造成下游河道的淤积。

而徐阶支持前者——“蓄水”方案，既有经验为依据，也有经济上的考量，更重要的是由于自身的特殊身份，他的观点还影响到了当时的政策制定。

《与抚院论水利书》收信人是吕光洵，当时官职为苏松常镇等府巡按，根据徐阶信中的大致内容，两人来往信中肯定涉及苏松水患的问题，并且吕光洵借此征询徐阶的意见，以便采纳。如果按照徐阶的观点，主政官员确实不需要有多大作为的。

另外对照吕光洵的奏折，可以看出，吕光洵的奏章就是徐阶观点的“翻版”：

一曰广疏浚，以备赌泄……凡冈陇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浚使复旧。则上流之地，亦治而旱无所忧矣！此三吴水利之经也。

一曰修堤岸以困横流。……宜令民间每岁农隙，各出其力以治堤岸，岸高则田自固……而冈陇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亩引以灌溉……

一曰复版闸以防淤。……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闸，然后可久而不壅，不独数处为然也。

一曰量缓急，以虑工费。……以后年分，每于农隙，各自募民兴作，至此年二月而罢……

一曰重委任以责成功。……臣愿申明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敕抚臣务长久之计，凡一应钱粮、夫役，与疏浚经略之宜，工程缓急之序，听其便宜从事，而责其成功……（《松江府志》卷10《山川志·水利》吕光洵《修水利以保财赋重地疏》）

对于徐阶的这一观点，海瑞其实是故意忽略、不予考虑的，但忽略并不表明就不重视，而是透过一些场合不点名地为自己辩护：

……又勘得内出之水系清流，外入之潮涌带泥土，若内水急则足以冲荡潮泥，免于淤塞。（海瑞《处补练兵银疏》）

很显然这无疑是对徐阶的反驳，即他认为由于苏松洪水频繁，因而是可以保证一定水量，使得“冲荡潮泥，免于淤塞”。这样看来，也难怪海瑞对于徐阶以及前任的做法不满意：

夫事贵善始，尤当善终，若使先年时加修浚，吴淞岂至淤塞？

自臣到任之后，查得水利官皆分管别事、别差委，问之水年，茫然无知。水利之事，与己若不关涉。上司不以为旷官，本官不以为失职。水利不兴，其所由来久矣。

伏望皇上敦下该部，凡河道堤岸塘浦等处，着令时加修理。抚按以此殿最该府，部院以此殿最抚按，庶乎旱涝有备，年谷丰登，民获秋收之利，而国计亦有攸赖矣。（海瑞《处补练兵银疏》）

可以说。双方的主张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徐阶的方案更有可取之处。因为当时的技术手段不能很好地解决海潮顶托问题，这也是导致河道屡开屡湮的原因所在。显然，海瑞指责地方官员是“旷职不修”，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

综上可知，首先，海瑞和徐阶在地主赈济佃户的问题上：就“表达”层面而言，双方没有本质区别，均认同之；但在“实践”层面，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徐阶认为“赈济”的方式应该是“放贷”；海瑞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转变。具体而言，在淳安知县期间，他认为可以通过“典借银谷”的方式，但不许“多取利息”但特别提倡“不取其利，亦不取其本而直与之者”的“义举”。在应天巡抚时期，观点发生转变，他认可的方式是地主应该实行“减租”的措施。

其次，如果上述对海瑞的分析成立的话，对于海瑞而言，由于处于江南土地开发的初期阶段，徐阶其实就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典型。因为在这个阶段，徐阶不需要有任何形式的付出（如果一定说徐阶有投入的话，那只能体现在允许佃户在“自己拥有的土地”耕作），就能获得收入；即使仅仅涉及“投献”，同样也可归入“不劳而获”——这是海瑞在考虑第二种解决方案时的出发点。

因此，我们就能明白海瑞对徐阶的不满，并非因为他的“仇富”心理，而是其“致富方式”的不满。而历史上对海瑞本人道德品质的“批判”，恐怕另有深意。

本站域名已经更换为m.adouyinxs.com 。请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