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南，我有很多很多的记忆.但所有的这些记忆，都是零碎而不完整的.我记得二十多年前乘坐了两天一夜的汽车，又坐着有十几层船仓的大船到了海南.但我记不起是怎样从海口到那大，又是怎样的从那大到了西庆农场.我只记得姑父牵着我的手走进一片橡胶林里，橡胶林林里的光线并不显得黑暗.在橡胶林的深处有一小块空地，空地上搭着三间草屋.我母亲双手牵着一个没穿裤子还不会走路的小男孩，从中间的草屋走出来.

无论以后我怎样的回忆，关于草屋的记忆很少很少.我只记得草屋是用草做为屋顶，墙壁只是用些小竹枝糊上混着杂草的黄泥，一溅到雨水，慢慢的就会破出一个洞.每当台风来临的时侯，我父亲都要用很多很多的绳子，把屋顶密密麻麻的捆住，再把绳子捡在大石头，木材及橡胶树上.

在我们左手边住的是户什么人家，我再也想不起来，但右手边住的是户铁匠，在他敲打铁具的声音中.我背着那个被命名为秋海的小男孩一笔一划的写着自己的名字及一到一百的数字.据说那是进入西庆农场场部小学要达到的最低标准.二十多年后，当我又再度站在西庆农场的场部中央十字路口时，虽然场部没有多大的改变，我却再也找不到任何通往那间草屋的方向.不仅仅是这间草屋，就连我大伯父当年那阔气的三间连排大瓦房，我也摸不着方向.

当年农场最漫长的欠薪长达一年，有门路的或没门路又不想死守的农场职工已经大多回到大陆了，而在这个拥有66个生产队人口高达几万人的农场里寻找二十几年前一个小职工的旧房子，确实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情.在询问了几个干了二十几年的老职工后，我放弃了寻找，拍了几张应该是当年差不多风格建筑的房子相片.

以前的老房子，不用地皮费，跟场里报备后自己划块地方到工程队要些材料就能建了.我大伯家的房子是三间大瓦房，加侧边厨房，饭厅和卫生间，还有院子.一分钱都没花就建起来的，木头是农场里的，砖头是农场里的，水泥石灰也是农场里的.据说后来回大陆时卖了两百块钱.

西庆场部集贸市场是当年父母谋生的地方，照理说在我的回忆中应该有很多片断才对.但除了母亲的青菜摊和父亲的鱼摊，还有老乡家的豆腐摊外，再也想不起其它的.父亲在电话中提起的老黄牛叔，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任何的片断.就连那个带我挖各种或酸或甜植物根茎，带我掏鸟蛋摸鱼捡榕树籽吃的“长毛“的模样我也再记不起来.我只记得他是因为八字大，所以他的父母把他当女儿养，留着长长的鞭子，一打闹的时侯，就会成为我们攻击的弱点.二十几年过去了，长毛大概再也不用留鞭子了，他家在集贸市场里到底是卖什么的?他家后院养着像孔雀的火鸡味道到底是什么滋味?当年的他与我是否是同一个班级?这些记忆早就消散在漫长的时间里了.

1985年的6月1日，我父亲带着我混在那些学生与家长当中，参加了场部小学六一儿童节的所有游戏环节，这大概是我这辈子与父亲最亲近的时侯.也是我在童年留下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那时侯这所学校不叫西庆中心小学，它的名字叫西庆场部职工小学.而我也还未成为它的学生，三个月后，大伯带着一堆伪造的证明再加上我在入学考试上那歪歪扭扭的名字和形态特别的数字所达成的“优异“，让我终于成为一个西庆场场部小学的一名一年级差班生.

我从那时侯直到现在，仍是无法理解什么是差班生?什么是尖子班?也正是这一个多星期的差班经历，让我从此对于尖子班，重点班产生了严重的抗拒感.虽然不敢有大的反抗，但对于尖子班和重点班的各项学习任务，我自始一直奉行着消极怠工的态度.这也导致我的求学生涯，除了重要的考试外，无一例外的没有多好的成绩.用老师的评语来说，就是该生学习态度不积极，如能改正一定能取得较好的成绩.好在，我的父母只是小商贩，而对于我才八九岁就能轻松自如的运用学来的数学知识帮忙卖菜卖鱼就很知足了.

1985年至我离开时，西庆小学是一个全开放(没有围墙)的小学.而具它不仅仅是一个小学，还为场部提供广场与会场的作用.什么职工大会，什么节什么日什么活动，无一例外都会在我们学校的操场召开.我很喜欢场部在我们学校开会，我也很讨厌场部在我们学校开会.因为每当开会的时侯，我们就可以放假，但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清扫好操场及学校各个角落的垃圾.

1985年的西庆小学，并不是像图片中这幅鸟样，一排排整齐的红砖瓦房，又高又大要四五个一年级学生牵手才能合抱的木棉树，绿荫成阴的小树林，还有时不时莫名出现的各种古怪的动物、昆虫。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问题的话，曾经在这学校我见过有成年人拳头大小的蜻蜓，五彩缤纷的变色龙，还有成群的山羊，黄牛，水牛。除了拳头大小的蜻蜓我不敢确定外，其它的应该是我真实的记忆。而在我记忆中最印像深刻的是，学校的操场在有一天曾经变成了刑场。

与我同一辆车从普宁到西庆的同乡，杀了人。被害者是谁，一直困搅着我。大人们窃窃私语，有说是抢东西杀人，有说是情杀。所以被杀者在我的记忆中有两个，一个是某辆自行车或麾托车的主人，一个是杀人者的老婆。当然年代久远，我们不必深究。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成年同乡在我童年的时侯在我居住的村子后面的那个村子杀了人，然后我就读的学校操场成了审判他的会场，同时也是执行枪毙的刑场。

一大早我们就被老师赶着清扫之前我们努力制造的各类垃圾，还有各种动物留下的排泄物，一不注意就疯狂生长的“校”草。而不少背着步枪的民兵，也围着操场布置着一些什么东西。当四面八方的人开始拥进学校的时侯，我们都被老师赶离学校。我躲在主席台的背后，刚听到警车的鸣叫，就被班主任发现，被她拎到办公室里。我听到扩音器里传来很有威严的声音，宣布。。。。。。判定。。。。。。枪毙。。。。。。立即，但我没有听到枪声，或者刑场只是我的一个错误的记忆，但愿。

我的班主任姓叶，当我仍在一年级差班当差班生的时侯，她就是一年级尖子班的班主任.叶老师是教数学的，一年级的数学都是由她来教，所以我这个差生大概是因为小商小贩的遗传基因起作用.对于加减乘除理解起来没有多大的困难，而且据说心算速度很快.凭着这点，我被从差班补选入了尖子班.尖子班有很好的福利，数不清的作业和数不清的加课.对于一个仍需回家做饭带小孩的前差生来说，这些都很要命.为了应付无穷无尽的作业，我练就了不少本事.边走边做作业，边做饭边做作业，边带弟弟边做作业，边喂猪边做作业.真是问君能有几多愁，作业还有两层楼.

叶老师虽然是尖子班的班主任，而且还是教数学的，但很显然像名医难自医一样，一般老师是很难教好自己的小孩的.叶老师的女儿与我们同班，她的数学天份，让我怎么说好呢?大概1+1+2这种题是不会出错的，但如果数字超过双倍，比如11+11=?这样的题，叶小同学就会不敢三七二十一给写上20.为了挽救这一数学学习障碍功能症患者.我很荣幸的成为叶同学的同桌，同时叶老师为了便于监督，我们得到了全班吃粉笔灰仅次于老师的好座席，第二组第一张课桌.

和所有男生女生同桌一样，我与叶小同学也有各种各样的纷争.好在，我们当时的课桌是水泥的，夏天趴着睡蛮舒服，冬天因为身处热带的源故也不是太冷.额，有点扯远了，好在水泥课桌没有办法刻三八线，但叶小同学很智慧的克服了这一难题，她把我的铅笔盒和她的铅笔盒做为障碍物，很公平公正的分割了我们的领地.当然，在叶老师的课上她不敢这么干.从一年级到二年级，直至我大病入院后再回到学校，基本我都是与叶小同学同桌.比较遗撼的是，在我为数不多记得名字的同学里.我并记不住叶同学的名字.

西庆小学的校友，我能记住的不到一个半巴掌之数，其中三位，还是我的堂哥和堂姐.剩下的大概是以下几位:蔡杰，我同班的同学也是最好的朋友，也是唯一邀请过到我家的朋友.陈静，我们的班长，蔡杰与安仔两个人的梦中情人.安仔是蔡杰的世交，幼儿园就开始争玩具，抢糖果的好基友.张卫东，就在第三组第一张桌子.黄剑(健)能记住黄剑是因为他曾经偷了家里十块钱，然后接近一个礼拜请我们十几二十个同学天天吃零食.再有一个叫春燕的女同学，姓什么不记得了.能记得她是因为她的名字后两个字与我的发音一样.再有一位与我同姓的黎族大同学(读一年级时13岁)，给我带过箭猪的刺，并帮我出头教训了不少想欺负我的小霸王.

我离开海南的时侯，曾经偷偷的抹着眼泪，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空白本子及一张小纸条，塞到蔡杰家的后门.二十几年过去了，我没有办法肯定那间房子是他家的，但如果我愿意问的话，大概是能打听得到.在八几年的时侯，他们家住的就已经是两层的小洋楼的，他父母大概在场部里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干部.但也许正如我忘记了那么多人的名字一样，我的名字对于他来说，是否已经陌生得再也记不起来.祝福我曾经的老师，朋友及同学，愿你们一切安好.

正如我拍照时学校的书记所说，老教室和木棉树在上次改造的时侯已被推平了.而现在这座楼房因为建筑安全不合格，大概也要重建了.而很多记忆，也一再的被推平重建.不知道下回再到这个学校的时侯，见到的会是什么景象?这个已经归还给地方政府的中心学校，能否如它们的地方政府一样漂亮，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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