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没有人问过那个年轻人学的是什么···

只因为他习得儒家的今文《尚书》，就自动脑补成了儒生。

而那个小年轻，“儒门俊杰”的名字叫晁错···

法家后来在朝堂上的领袖人物！

晁错披着儒家的马甲进入太子宫，作为景帝恩师兼心腹，陪景帝走完大半个太子生涯后，惊帝不可避免的被安利成了法家的拥护者。

哪怕晁错没安利，法家思想对于统治者的吸引力也是无与伦比的。

——法家主张，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都应该受到管理，哪怕交朋友也应该听从统治者的安排！

而这种霸道的思想，对于每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君王来说，都是天籁！

景帝登基后，为了尽快掌控朝政，便任用太子家令晁错为内吏，以抗衡相权；以太子舍人、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作为身体健康的保障（郎中令者，太医之首也）；以郅都为中郎将，试图以此插手宫廷宿卫——五官中郎将，掌宫墙卫戎。

借着这番举措，景帝得以从朝堂元勋以及后宫两位太后（太后窦氏、太皇太后薄氏）手中，一点点抠出军政之权，在登基一年内，彻底掌控了政局。

掌权之后，原本的三位情迷心腹中，周仁为宠臣侍官；郅都被外放至济南郡清理地方，景帝手中可堪一用的，就只剩下了晁错，也就是天子刘启的老师。

当被景帝问及‘该如何治理国家，让生民安乐’的时候，晁错心中一直压抑着的理想如脱缰野马般涌现，法家所主张的富国强兵，攘外安内等看法脱口而出。

作为一名精通权、术、势，察言观色及人心的揣测几近巅峰的法家官员，又与景帝共事多年，晁错如何不知，景帝想要远迈其祖的雄心壮志？

遂上书道：内部隐患，来自于诸侯王权力太大；外部威胁，则是匈奴人在长城外虎视眈眈。

所以，应该先削弱诸侯王的权力，稳定内部，再励精图治，与匈奴决战，彻底扫平外部威胁。

这样一来，内忧外患尽消，百姓民安居乐业，各得其乐，天下就将繁荣昌盛！

景帝本就在情感上偏向于法家，听闻要对付诸侯王，又想起那个让自己如鲠在喉的皇叔吴王濞，自是赞成不已。

得到允许的晁错火力全开，一书《削藩策》递上，吹响了景帝对汉室诸侯王的冲锋号。

时任丞相申屠嘉，本就经历过秦汉之际的混乱世代，担心天下再度动荡，便硬着脖子，死不肯在景帝的诏书上用印。

高祖刘邦弥留之际，深感忠臣能吏对国家的重要性，也为了防止子孙不懈，便规定：凡国家大政，须有皇帝明诏方能实行。

与皇帝拍拍屁股就能乱发的圣旨不同，诏书是发布到天下官员手上的政令，类似于后世的红头文件。

哪怕是后世，红头文件除了最高领导人外，还需要国务臣的签字。

同样，在汉时，诏书需要在朝堂之上三读通过，然后丞相赞同并用印，方能正是具备法律效益。

这，便是让封建君王所忌惮的‘相权’的来源：只要丞相不同意，皇帝如果不罢相，理论上就不可能实行任何政策。

碰巧，申屠嘉就是景帝不能罢相的人！

申屠嘉是景帝朝仅剩的开国功勋之一，想想后世的红军老战士就知道，景帝根本不可能在保证朝堂不反对的同时，做罢相这种红果果表达其‘不善待功臣’的事。

罢官罢不了，话又说不通，最终，景帝对日益顽固的申屠嘉耐心耗尽，便和晁错合谋，气死了申屠嘉。

申屠嘉亡故后，景帝几乎是在当天就完成了“拜御史大夫开封候陶青为丞相，拜内吏晁错为御史大夫，以太中大夫田叔为内吏”的一系列任命。

亲身目睹申屠嘉的下场后，朝堂为之一静，朝臣唯有跪地磕头，口称万岁。

在‘名誉丞相’陶青上任后，景帝和晁错一同，大刀阔斧得将铡刀砍向了关东诸侯王。

被接连以莫须有之罪罚金削土的关东诸侯忍无可忍，最终在吴王刘濞的联络下，打起‘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起兵造反。

吴楚之乱彻底爆发。

晁错被叛乱的规模吓得魂不守舍，建议景帝应该御驾亲征以立威。

此时，原本就与晁错有仇的袁盎对景帝谗言道：晁错这是想害死陛下，霍乱天下啊！

同样被来势汹汹吓坏了的景帝赶忙问袁盎该怎么办，袁盎说：叛军举起的旗号是杀晁错，陛下只要杀了他，叛军也就没有了借口，无大义在身，自然就会退兵了。

景帝深思许久，无奈答应了。

就这样，贵为帝师的晁错，被‘陛下召公议事’的名头骗到法场，腰斩弃市。

据《史记·袁盎晁错传》记载，晁错死时，身上还穿着朝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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