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不由分感到他说的合情合理，也包括我目力所及的——从头至尾，近乎暴力式卸货的整个过程。没错，这在他看来已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公司所有在场的人也同样认为，包裹摔烂的概率近乎为零。

那天中午拉货回去的路上，吴国才跟我解释了根本原因——货多——宣白不拔舍不得掏钱请人分拣来着。这看似又很合理，每一个表象的东西几乎都谜一样连接着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吴国说在这之前，公司每天到岗员工有二十多人，刨除各个分部的承包商，即他们站点老板，还剩八九余人，这些人一部分留在办公室负责电脑操作、打包收寄等工作，一部分负责跟大车去往分拨中心装车、拉货，一部分则留下来充当机动人员换班之用。那时候无论中、早班件，装车、卸车，以及到件分拣、扫描等工作都由公司承担完成，而且吴国说，那些程序理应由公司承担，否则就得给他们涨派费，要么免减公摊费。

他们下属分部每天只需到点去公司作派件扫描、分发即可，也无需打卡。时间大概是在前年，吴国回忆到，‘双十一’和‘双十二’这两个大忙过后不久，有一天宣不拔突然召集他们例行开会，说是为防止下属分部养成懒惰习惯之类，同时还说为开源节流什么的，遂决定往后那些到件分拣、扫描等工作全由各分部承担。会议精髓是由白不拔巧舌转述的，会议上她措辞委婉，拿腔拿调，把话说得天衣无缝，无可辩驳，给他们心里留下无创的内伤，却又叫他们始终开不了口。

“派费一分都没涨，”吴国最后很佩服地说，“派费一分没涨也就不说了，他妈的公摊费也没减一分！”

于是后来分拣工作便由各分部承担了。这一来，货多了，人少了，他们无疑得早起上班了，以前的自由没有了，懒惰也没有了；相应的自由沦为例行打卡（每迟到一回罚款一百元，这钱最终又顺理成章，落入宣白不拔的囊袋里去了），懒惰则沦为现在的应付了事，其结果是，工作效率始终未能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反倒是宣白不拔的囊袋鼓了又鼓，账单则翻了又翻。

吴国说，烂包裹只有两种可能，其一可能是到达分拨中心就烂掉了，其二则可能是到达网点后才烂掉的。倘若到达分拨中心就烂掉了，这点当然适可‘免责’，我是说，相对于网点的下属分部而言，倘若公司所派去分拨中心拉货的人负责任，那么他们当然有足够的理由当场挑出烂货，立即拿给相关责任人报备登记，而不是瞎猫死耗子一股脑儿装在车上拉回来，最终稳稳地烂在无辜的底层派件员身上——最终惨遭罚款或赔偿。

这显然在于一个网点的管理制度。而宣白不拔的网点管理制度却漏洞百出，尤其在一些敏感话题上，他们总显得遮遮掩掩、躲躲闪闪，从不严正以待。员工一问，他们几乎都会拿些无足轻重的东西跟他们闲扯乱弹，重点方面则避而不论；再不，就是给他们轻描淡写，草草的一笔代过，让他们隐隐约约，如坠五里雾中。

吴国说，有一次公司例行集会聚餐，饭桌上大家高谈阔论，互说各自经营快递时遇到的各类极品或奇葩的事，以及稀奇或古怪的人等，谈话正酣，气氛俱佳时，一位分部老板突然想起似的跟宣不拔提了一下，有关烂货的归责问题，即是说包裹烂了该谁赔，这显然是大家素有的‘民生问题’——关乎大家切身利益的问题，于是所有谈话声，倏忽间就都戛然而止，对应的气氛也变得凝重而严肃起来，一双双眼睛仿佛枪口一样煞有介事的对准宣不拔的阔脸——都迫切想知道他脑袋里的真实想法。

那一刻也看起来正是时候，因此大家几乎都表现出相当惊人的专注程度。当然，在这之前，吴国心寒的说宣不拔对工作的事向来不闻不问，即使出现所属分部的烂货，已经被责任老板拍照发到公司的工作群里，也不理不睬。那时大家都在议论纷纷，他却激流潜水、隐退，包括为他作伥者白不拔，期间他们都三缄其口，事后也绝口不提，仿佛那些事压根儿与他们没有关系。

“你知道宣不拔怎么讲的吗？”吴国煞有介事地说。

我当然知道——宣不拔给他们发明的‘集体分拣’、‘员工打卡’、‘奖罚制度’等等，是何居心。

稍事沉吟，吴国还是不耐烦地叨叨出来了，“他妈的他叫你联系小温处理，这多气人啊！怎么联系？怎么处理？这大家还不知道吗？问题是他不给你明说责任谁承担......然后拐来拐去的，最后又浆浆水水，建议你说什么‘卸车时不要抛、不要摔’、‘要轻拿轻放’什么的一连串......”

还有一次，吴国说是关于打卡罚款的问题。那次是他当大家的面问的白不拔。都是因为他有一个月，因打卡问题净净被白不拔罚了一千余元之故。显然被罚疼了。他先跟她说理以求宽恕，却嘴笨没说得过，倒碰了一鼻子灰，最后才豁出去问的。他问白不拔罚得他的钱都去哪了，因为面前有人，白不拔就含糊其辞起来，先说叫他问催命鬼小温即可，但说罢很快又松口了，又说钱用在车辆维护上了，但车辆维护是司机个人的事，大家几乎都知道，后来她已经把拉货板块承包出去了，也就意味着，以后车辆维护与否，跟她全无半点关系，于是又犹豫一下，又说用于购置打包袋之类，最后又笨拙地说了一次，说留待以后聚餐之用。因为问题露骨，所以那时白不拔脸都涨红了。

总之，那所有的‘惊天发问’最后都不了了之，吴国说是因为没有人再敢跟那两口子刨根问底，据理力争，都担怕各自的‘快递经营权’小命不保。

于是我终于相信，一个快递网点比员工丧失信心更为糟心的事，莫过于他的老板不思进取，只一味受膏于他的分部的续乳供养。吴国之所以弃快递不干，是否因他在某个茫茫黑夜里，看不到希望的点点星辰，我概不清楚——一个干了五年快递的人，说是因为干得疲劳了，这句在常人很难理解的话，在这里却似乎得到了更好的解释。同时，却又在我亲历了几次‘起床困难’后，似乎又重归于它重大悬案件般的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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