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解试水很深。

而朝廷一直也在探索如何公正地从地方选拔士子。

一开始朝廷让州郡长吏监督解试，但治理地方的州郡长吏很容易与地方豪强勾结，左右解试的结果。

所以朝廷也郁闷，有朝廷官员就批评说。

有的地方通过解试五次六次的考生，到京参加省试却连连落榜。他还以为其中有什么问题，结果他一看那些考生文章，那才叫写得稀烂，就算瞎几把乱写也不至于如此。

这样的废材是如何连续五次六次通过解试来到朝廷参加省试的？他希望地方官员能‘塞滥进之门，开与能之路’。

针对此举朝廷下文，一旦察觉‘诸科十否’，‘进士纰缪’的考生，一律规定不许再参加考试，同时严究发解官的罪责。

同时让监司监督州郡解试。

此举使得解试稍稍公平了些，但只是稍稍。

真宗时名臣陆轸曾干过这样事，解试完毕，名次都排好了。

陆轸跑到考试地方，一张一张卷子的翻开还口称道：“为何不见项长堂的卷子？”

结果陆轸发现人家落榜了，并不在录取名单中。陆轸当即将项长堂的名次提为第一，将最后一名罢落。当时宋朝官员听说此事后，都觉得这操作没什么问题，还称赞陆轸是以‘文行取士’。

确实在宋朝其实也不能说此举错了。

宋朝士大夫还有推崇乡里选举的遗风，这规矩往前追溯至九品中正制。都是通过人来选拔人才，而不是考试的方式。

因为儒家推崇是人治，讲究是贤人选拔贤人的方式，但科举考试等于划定一个标准，这是法家的法子，文章写得好的就一定是好官吗？开好车的就是一定是好人吗？

但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考生多采虚誉，请托试官，本州只荐旧人，新人百不取一’。

这与宋朝的国策是‘强干弱枝’不符合，强干弱枝就是将权力从地方收归中央。

其中最关键的是财权，兵权，还有人才选拔权。

从地方中选能士，而不是官员眼底的贤士。推崇乡里选举一套，只能是重蹈九品中正制的覆辙‘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所以宋朝在之后解试改革中全面推行糊名，誊录之制，并且从其他州县调官员监考解试。

嘉祐七年时，京兆府解试，就是调在凤翔府的章惇与商州的苏轼到当地监考，二人也是因此有了正式的交往，并结下一生的‘友谊’。

此举是否公正了？

必须承认是更公正了，不过拿真正能钻空子的人还是没办法的。

明清科举制度比宋朝更严密，但是科举舞弊大案却屡禁不止，大批官员考生为此都是前仆后继。

而就算看似公平了，还是不公平。

比如国子监解试不到两千考生，取六百名解额，录取比例在三比一。看似这个比例很高，但韩忠彦这样的官宦子弟考得是别头试。

国子监的别头试录取率极高，可以达至两人取一人。

而太学生与广文馆生中官宦子弟极多，但凡官员子弟都可以参加别头试。

好比一千名官员子弟参加别头试，那六百解额就去了五百，剩下**百人争一百个名额。

如此无形就拉低了寒门子弟录取比例，不是三人取一人，而是五六人取一人，甚至就是**人中取一人。

换句话说，这三取一的概率，有点我与雷军平均工资的感觉。

不过就算**人取一人，也比福建浙江的解试好多了。

不公平可谓处处都有，或许有人会认为凭什么，官宦子弟参加的别头试录取比例这么高，大家都是一个爹妈生的，如此有公平可言么？

但在宋朝别头试反而保护了寒门子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故而疫情平息之后，太学生们即是忙活起来。

忙活着什么？

那就是忙着向知制诰，甚至有馆职的官员行卷。

因为以往国子监解试，都是由国子监主官自主解决，但淳化二年时，太宗皇帝即改派左司谏，直史馆谢泌领其事，从此国子监解试主考官都必须从三馆秘阁中选拔并成为惯例。

直三馆秘阁的官员那么多，没到考试前几天谁也不知道是哪位，故而都必须行卷过去。

故而章越，黄好义，范祖禹，黄履，孙过这几日都忙着将平日趁手的文章诗词抄写了好几份。

同斋五人之中范祖禹，黄好义参加是别头试。

没错，黄好义参加别头试，他的堂兄黄好信如今是新蔡县县令，他的伯父黄孝先官至太常博士，通判石州。

别头试标准可以划到官员的大功这一层亲属，到了神宗朝连门客都划入标准。

所以当初章越若给陈升之的侄儿当书童，也是一条出路。

范祖禹参加别头试也罢了，但黄好义也能参加别头试，孙过心底有些不平衡，为何他行，我不行？

至于章越能不能参加别头试？

不能。

章俞是自己从堂叔父，不在大功之列，想沾光也没办法。当然能沾光，也大概率不会去。

至于吴家，如今这还不算是女婿呢。当然章越若厚着脸皮去求一求，吴家或许也是有办法让自己参加别头试的。

但是……但是自己为何要走这一步呢？

无论是别头试，还是行卷，都是外在的规则。人生就是在外在规则（达用）与内在自己（明体）找一条平衡之路，永远不要忘了自己……自己身有挂。

故而有挂大可趟过去，所以章越还是决定……与众人一起去行卷。

范祖禹，黄好义他们尽管参加别头试也要去行卷。

不过他们的行卷，与寒门子弟有些不同。范祖禹的伯父是乃范镇，可以直接由长辈，或通过别人引荐直接带到家中投卷。

至于韩忠彦？主考官都是他爹定的。按照当时规矩，主考官被确定后，还要捧着帖子到相府表示感谢。

一般为了避嫌韩琦是不会见，还要表示自己这是为国举才，全无私心。最重要是叮嘱几句，不要因为韩忠彦是我的儿子，对他有所照顾，一定要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来办事。

“四郎君，这是主母给你熬好的猪脑汤，赶紧喝了吧！”

在太学里，黄好义嫂子家的仆人给他送来猪脑汤。

这几日同寝光看着黄好义进补了。

但见黄好义如同吃豆腐般吸溜吸溜直响，见到了众人的目光，不由问道：“诸位要不要来一口？”

真有这个心思，不会都喝完才问。

众人都转过头去收拾卷子言下之意，你忙。

等黄好义吃完猪脑汤，等到日已偏西的时候，章越与众人一并前往行卷。

除了几位同窗，章越还邀了郭林一起。

行卷的文章也有不同，比如要参加制举考试，要对两制以官员行卷，那必须写满五十篇。

若普通行卷，有财力的读书人当然可以送五十篇，但一般则不必那么多，挑选优秀的来送就好。

比如苏轼的《富丞相书》就写到，所进策论五十首，贫不能尽写，好割爱。

如苏辙送曾公亮的《曾参政书》所云，有《历代论》十二篇，至三王而下至五代，治乱兴衰之际，可以概见于此。苏辙行卷只有十二篇。

故而五十篇是规矩，只要不是求制科荐举，可以不必写满。

如章越只写不到二十篇。

这时正值暑，章越与众黄好义他们先去一位官员府行卷。

为何要挑得傍晚去呢？因为官员这时候一般在家，有很大机会见着，白日去则一般在衙门办差。

到了官员门前，几人先将卷子奉，门子看了一眼即道：“你们等着。”

说完门子转身就走了。

几人在门前等候。

行卷行得多了，不同官员间也有不同官员的风格。

有的会见一面谈个几句，这一般是看重你的，过个数日再来，这称之温卷。

不见的，也会让你进去喝碗茶，尽到礼数。

也有就是‘回去等通知’吧，这一般是没下文的。

也别觉得多丢人，陈舜俞，张方平，曾巩，苏轼，苏辙都曾行卷过，还有大量行卷的文章传世。

比如曾巩的《欧阳学士第一书》，苏洵的《欧阳内翰第一书》，苏辙的《枢密韩太尉书》都是可以反复诵读的文章。

章越他们五人等候了一阵。

但见下人即满脸笑容地出门道：“里面请吧！”

几人都是大喜。

不久几人出门，都是不说话。

黄履心道，这都是沾了三郎的光，否则也不是那么轻易见得。

黄好义则也是明白心道，方才黄博士反复询问三郎的文章，令我等都成了陪衬，不过幸亏有三郎在，否则我等连门都进不了。

孙过心道，这就是名声的好处，昔年陈子昂砸千金之琴后，满城皆知他的文章，到时哪个王公大臣会不见这位奇人。如今三郎的青玉案，辞同三传出身疏，三字诗都名闻京师，名声也是早就传遍公卿了吧。

郭林则也感慨章越的了得。

众人都是心底有数，但面都不好意思提及。

这就是名声的好处，否则来京的读书人为何要‘多采虚誉，请托试官’。

当时又没有头条，抖音推送，你的文章如何能直达官员案头？

那就是‘名声’二字，好比为何喜欢读高赞的文章，因为如此可以帮你减少信息判断的成本。

有了名声官员才会知道你，如此你门行卷，官员才会看你的文章，然后根据文章看你是否刷赞刷来的，最后决定见不见你，否则行卷的考生那么多，官员又那么忙，卷子很容易就淹没在众多人中了。

如果官员满意了，再与旁人推荐几句，好比遇到欧阳修这样的伯乐称赞几句，如此名声就更响亮了。

这是一而二，二而三的方式。

这是唐宋时，没有门路的寒士炒作自己的办法。陈子昂砸千金琴就是很好效果，当然前提是自己的才华要过硬。

几位同窗都借助章越的名声，也使得他们的文章能够抵达官员的案头。

当然也不是每个官员都会见，但借助章越的名头能更进一步。

次日章越他们又去行卷。

太学里考前一个月，几乎没人读书，大部分太学生都在忙着干谒行卷。

章越眼望刚刚升起的太阳不由感叹，宋朝科举正处于承前启后的阶段，既保留了唐朝‘行卷’的遗俗，但因为糊名制的，风气还没有败坏到‘通榜’的地步。

同时也不是全凭考场文章定命运，在解试中‘通关节’可谓不少，甚至于半公开的地步。

看来唯有到了省试，殿试中才能真正的‘公平’。

今天又是行卷干谒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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