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道佛。
四种理论、四种学说,究竟以何为主,以何为辅,又如何择其精华,去其糟粕,考验的是赵广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修养和水平。
处理好了这个问题,他的内政能力就会有新的提高。
可怜赵广一个二流矿业大学毕业、学文不精、学理不通、以往业余时间靠某点网络小说打发时间的野外工作者,现在却被逼的不得不考虑起思想领域的深奥问题。
一个计短,众人计长。
赵广在苦思冥想了几日后,决定把难题推给新汉的官员们,他只负责在重点环节督促、纠正、检查即可,比如佛寺的修造方面,就要严格加以控制。
如果一律不同意建造,那些疯狂的信徒会在鼓惑下闹事,甚至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举动,甚至有可能在某一天赵广手底下的某位大将,会在家中被信佛的侍妾刺死,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因为信仰这个东西实在让人既爱又恨。
经过好几个月的讨论和总结,四月份的时候,新汉朝堂终于拿出了关于佛教在新汉境内传播的一揽子政策,主要有三点。
第一:设立专门的理佛教义司,把佛寺的修建纳入到官府的治理体系中,修佛寺没问题,但要交寺税,寺税的标准相当于整个佛寺建造费用的一半。
什么?这太高了。
这哪里高了,你们佛徒有钱修寺庙,没钱给国家交税,没有了军中将士的付出和牺牲,你们这些信徒的资财早就被敌国给抄没了,还捐寺建庙,真是不知所谓。
第二:凡是家中有人信佛的,向佛寺捐赠财帛的,必须缴纳捐佛税,比例是捐一税一,也就是说你捐一株铜钱,同时也要缴纳一株铜钱的佛税。
第三,佛教人员登记造册制度,在新汉境内传佛的佛僧,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度牒,这也是新汉为得到公度的僧众颁发的证明文件。有度牒你可以在汉国传佛,当然,必须要先登记、不能私自乱来,没有度牒,那你就是偷渡到汉国的敌国暗间,一律抓捕起来关进牢内。
这三个方面,是新汉朝堂仔细研究了佛教的发展、利害关系之后的决策,其中的许多限制性条件,让康朝世等胡僧感到十分的不理解,他们开始鼓惑信徒,对长安及关中各地的官府进行围攻,也正是康朝世他们的这一次冲击官府的行动,让佛教暴露出了其伪善的一面。
赵广对此早有意料,在三道法令颁布之后,他就调集了军队严阵以待,只待康朝世他们自投罗网。
四月末至五月中。
新汉开始了第一次的清佛行动,一大批目的不纯的佛僧或被抓捕、或拒捕被杀,一些疯狂的信徒也被官府给抓了起来,待脑子清醒之后再由其家属赎回。
在清佛的同时,赵广对确实引导百姓向善、为百姓解困的义僧进行表彰,在汉国范围内评选出了“十大”好僧人。
第一名是一个来自蜀郡郫城的一个姓袁的僧人,这人的法名释僧生,年少时即出家,以苦行闻名,常在山中诵读《法华经》,据传说曾经有老虎蹲在他跟前,等到佛经诵读完毕后才离去。
这事怎么听怎么悬乎?
老虎能听懂佛经?别人信不信赵广不知道,反正他是不信的。
不过这释僧生在蜀郡也做了不少的好事,修路筑桥,接济灾民,善事做了不少,老僧的名气也很大,赵广将他召到长安攀谈了一次,发现释僧生的佛义和康朝世他们这些胡僧还不一样,是一种改良后更适合汉人的佛法理论。
说白一点,释僧生的佛义去除了让人痴迷疯狂的一面,更倡导平和自然、顺应时世的理论,这和汉国的国策并无相背之处,有的地方还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表彰释僧生,既能控制住佛教的传播,又能稳定汉国的基础,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情,赵广自然不会阻止。
佛教是如此,道教也差不太多。
对于支持新汉重建、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天师道,赵广也没有亏待,不仅赋税方面比佛教优惠了许多,在道观的修建上也是加入了官府出资的部分,形成官民共同筹资建观的新模式。
官办道观。
这一模式一出现,立即让佛僧们红了眼睛,这待遇不公平呐,凭什么道士就比佛僧要有优惠,凭什么道观就有官府的扶助?
面对这一质问,赵广直接把范元从蜀郡给调了出来,不用多说,有人才不用那是浪费,范元还是不要做什么郡吏了,先当好天师道的祭酒再说。
范元一听佛僧质问为什么道教有差别待遇,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咱天师道是有从龙之功的,当年新汉重生时,青城天师道教徒是汉军中的一支,虽不能说立了多大的功劳,但运输粮秣、辎重这些苦活累活,不都是道徒们干的吗?
相反,你们佛僧又为新汉做了什么贡献?
屁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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